盗亦有道

公朴一多

古人做事特讲究一个“道”字，不论三教九流，高低贵贱，均概莫能外。
    区别在于，大道至简，小道至繁，而“无道”则只能是至乱了。然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道”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把握，诸如“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盗亦有道”等等，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即便时至今日，也都是耳熟能详的。
    “道”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预见性，这医治道德沉沦和社会弊病的经典之作，却未让当时的统治者有所重视，直至老子西出函谷关，终不为所用。
    反倒是后来，其思想却渗透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深入人心。尤其是汉初，道家思想更是成为唯一的治国方略。尽管自汉武帝以来，道家思想快速撤出庙堂，成为社会的非主流思想，但后来的唐宋时期，仍然有一段历史发展和自然崇拜。
     这种自然崇拜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潜意识”，并非来自“主流”和强制灌输。就像我们常讲的“盗亦有道”，本是“道”的最底标准。意思是说，即便沦为盗贼，也要讲究规矩，不失大节，保住底线。至少也要做到“兔子不吃窝边草”，尤其是不能祸害穷苦百姓，“杀富济贫”应该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对“盗亦有道”的深刻诠释。因此，很多武侠小说里无一不是充斥着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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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中的时迁，江湖人称“鼓上蚤”，平时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眼看要混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投靠梁山这棵大树，不料到得梁山，却受到了托塔天王晁盖的一顿训斥，差点要了他的性命。理由无非就是，怕“辱没了梁山的名声”。无疑，梁山好汉们也都是强盗。但即便是强盗，对于时迁这样的蟊贼却也是极端鄙视的，可见当时的时迁并不是所谓的有“道”之盗。当然，经宋江一再求情，时迁还是得以留在了梁山。后期，经耳濡目染，才终于走上了为盗之“道”，并为梁山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以窥见，这个“道”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
    这里所说的“道”，其实就是道义，法则。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并不一定非要具备法律效应。可一旦违背，却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没人敢轻易越雷池半步。故而，它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就是，人人自我约束，并相互监督。至少，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即便是作奸犯科之人，如果违背了这个“道”，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更为严厉的是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并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有时，法律并不起多少作用。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法律并不能成为惩恶扬善的法宝。反倒是舆论，能将人的邪恶一再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所有这些，看似是对人性的束缚与禁锢，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大道方能有恒！

假玛幸福

我未盗，却无道。

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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