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街女”禁而不止 难道也为彰显智慧

djwu

　卖淫现象禁而不止，彰显了治国大智慧？

　　文/大漠鱼

　　放下政治、人权、民主、强暴等沉重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谈点轻松的。

　　今天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北京使馆区旁的“站街女”》登上了各大网络媒体的头版。我之所以把这类信息视为“轻松话题”，是因为有太多的人热衷于此，甚至煞费苦心地刻意追逐。当然，你可以反对我略带“武断”的观点，不过，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证明我这样的认知是正确的。

　　“站街女”，是诸多妓女中的一类，以出卖色相、肉体换取酬资为业。这群人中有年轻的、年长的，有女的，也有男的，如果一定要把她们与通常意义上的妓女做一个区分，那就是她们自身的资本不够硬气，包括年龄、长相等等，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她们难以融入“主流群”，只能靠站街流动拉客，自然付出的幸苦也相对的多。

　　路遇“站街女”，相信是很多人有过的经历。这一现象几乎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即使在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想找个临时性伴也很容易。我有不少跑长途运输的司机朋友，每次小聚，听他们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途中的小酒馆、小饭店，与什么样的女人做了什么。每到这时，连最不喜言辞的人都表现得异常兴奋，话也多了起来。

　　我一直搞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民族，对于“文明、勤劳、知耻”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行当始终被认为是最龌龊、最肮脏、最可耻的。但毫无意外的是，很多人不仅不对此厌恶，反而极尽所能舍身于此。比如贪腐官员落马，涉性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情节。而那些无力嫖妓的人，好歹也会搞一张毛片来过过眼瘾。因此，在当今社会，强奸往往被人鄙视为最无能的表现。

　　妓女业，古已有之，在早前的中国，一度是正经营生，是需要持证上岗的。1949年建国初，中国政府搞了一场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扫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从业者经教育、改造后“从良”，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道德场干净的让西方人感觉不可思议。

　　现今中国从妓者到底有多少，没人做过统计，按人口比例计算，相信绝对是一组相当规模的数据，甚至有可能居世界之首。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笑贫不笑娼”的地步？我想成因不是单一的。在多起扫黄案件中，不乏当事人这样的声音：家中缺少劳动力、养孩子、养老人、上学、看病...需要钱等等。对于这样的因素，个人以为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不是我要谈的，也是我不想谈的。因为这样的议论势必要联系到当政者与民众间的冲突，导致矛盾升级。一不留神就会给“君子们”留下狂喷的机会，认为我又在道德说教。但同时这一因素又是无可否认的，毕竟放弃温饱生活来选择从事被人诟病的营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就有了类似“不育女，不生男，不给计生添麻烦；无噪音，无污染，自带设备求发展 ”式的怨言。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有好多年轻美貌的女子选择从妓，并不完全是因为生计问题，并且这个市场从业者已经有了向男性发展的趋势。对于这些人，没什么好说的，我的态度是坚决打击。然而，难就难在如何打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手段。很显然，在历次扫黄中，被打击、被取缔的对象大都来自民间，类似“高级妓女”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心，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纵情地玩。比如“海天盛宴”，比如“土豪相亲会”，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淫欲。再比如，被贪官包养的二奶、三奶，乃至N奶，她们一样是以色相、肉体换取利益，这与妓女有区别吗？举个真实的例子，2010年，央视美女主持刘芳菲被爆与原国家开发银行付行长王益有染，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王益一次就拿出受贿所得的200多万元送给刘芳菲。案发后，刘芳菲竭力否认被包养，声称与王益谈恋爱。但从那以后2年多的时间里，刘芳菲淡出央视，然而从今年起刘芳菲再度登上央视舞台，并主持了2013年的元宵晚会。至于二人恋爱的结果，自然无疾而终。当然，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如董文华、杨钰莹一样在事发后重返银屏。让我纳闷不解的是，有关部门是以什么的理由让这些名为交友，实则卖淫获利的公众人物死而复生，并进一步污染公共环境？

　　提到“妓女、卖淫、A片”这样的字眼，几乎所有的人都现出一副鄙夷的神态，政府更是义正言辞，声色俱厉地表示坚决打击，但现实好像越打击越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妓女因收不到嫖资而报案求助警察的例子。毋须讳言，近年来有关性侵、涉黄的案件居高不下，违法犯罪成员的年龄一降再降。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以为还在政府。以互联网为例，打开每一个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涉黄图片或者是壮阳药广告，无论是企业网，还是政府官网，无一例外。特别像“中新网”这个被国务院新闻办授衔“标杆性”的品牌网站，每天的首页几乎都被露点美女覆盖。在互联网成为主要交流工具的今天，面对如此试听濡染，你还能找到不涉黄的理由吗？

　　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网控，睁眼闭眼依靠的都是网络，作为成年人我可以对不堪的画面表现的视若无睹，但那些年轻人，未成年人他们做的到吗？为此我专门咨询过某官网编辑：是不是尽可能少的采用这方面的文章、图片？编辑回答，我们也要考虑生存啊！不难看出，涉黄已成为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生存手段，而在投其所好的过程中，由此而引发的人生观、价值观变异的责任，又该由谁来买单？

　　更可笑且可怕的是，互联网一方面放任涉黄内容的泛滥，一方面却对正当文章或文字设置了诸多过滤程序。所以，单从这点上来讲，我实在看不出扫黄的诚意，更别说力度。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是公开、自由的平台，扫黄成本很大，就如很难根治到处张贴的小广告一样。果真如此吗？我想这样的说辞不过是一种借口，为什么能对文字设置过滤，却做不到对涉黄图片、影视内容的拦截？能快速捕获亿万ID中的一个，却不能找到公然贩黄的信息源？

　　从“维稳”和“人权”的角度着想，李银河教授曾多次有过“卖淫合法化”的提议。起初我不假思索地认为，李银河一定是以婊 子的思维和出发点在惑乱社会，摧毁道德体系。直到去年某天我站在李银河面前，与其交流时发现，李教授原来是一位其貌不扬、恭谦和蔼的老人。自此，我不得不对卖淫现象多了一番思考。

　　卖淫现象是丑陋的无疑，我想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见得会认同。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一现象就那么存在着，并以相当的速度蔓延，国民的身体健康以及道德意识正在经受着考验。对于这一现象是禁止，还是开放，我想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然而，道德、伦理混乱到现在这个地步，政府态度一再暧昧，就颇令人费解了。因此我只能认为，乱象不止的首选根源在于政府害怕担责。而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扫黄手段，无非是为了应对民意的即时变化。一个很显见的问题是，妓女（包括男妓）一旦从良，必然会在就业上加重社会负担，成为政府工作新的、沉重的包袱，同时给稳定社会秩序造成压力。如果这样的猜想成立，那么抗战时期的“慰安妇”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及彼，我进一步“相信”，政府号召食用“转基因”食品一样是“为民着想”，毕竟那么多人需要生存，只有满足了内需，集权统治才能“长治久安”，既得利益才能稳中求胜。

　　记得社会上曾流传过这么一则趣事：周恩来总理出访时被外国记者提问“中国还有妓女吗？”，周总理快速反应道：“有，在中国的台湾省”。这则故事在民间一直被当作佳话流传，周总理的回答被人视为“智慧”的典范。当今中国妓女成灾，淫乱成趣，而政府既不言放、又不言禁的模糊态度是不是也可看作是大智慧呢？

　　2013-11-24

独饮独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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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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