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件衣服来照相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曾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全家人,一条裤;全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一人穿一天过。说的就是在那过物质贫乏的年代,用日本产尿素的尼龙包装袋来做衣服的无奈。
我的家在赣北棉产区,家家户户都在少量的自留地里种棉花。那时侯,祖母的纺车像一只小蜜蜂,一支支搓成白蜡烛状的棉花条,在嗡嗡地叫声中被抽丝剥茧般纺成细纱线。祖母一边纺线,一边用迷语来拢住我们:盅子大的树,蓝盘大的叶,结个果子吃不得。迹底就是(纺车)纺纱。
织布匠和染布匠像两只蝴蝶,在棉乡的村庄间穿行。他们走村串巷每年都要来转好几趟,像正月里的民间灯彩,这般灯才转过了身,那边又来了一班灯。陈旧笨重的木织布机像是要散架一样,吱吱嘎嘎喘息着摇晃着。织布匠不时停下来,在一些部位加点菜油来润滑。染匠师傅行头一担挑:一头挑着铁锅,一头是半截油桶做成的炉子。这粗糙的棉布,一般用来做内衣、被套、棉袄里衬等,如果用来做外衣,一般要等染布匠来染一下色。颜色大多以青、黑二色居多,还有一种是稍暖稍亮一些的醉红,实际上这种颜色也好不到哪里去,红中有青,青中有蓝,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甚至比青、黑二色更难看,而且每洗一次还要污染半边池塘。
这种自产的棉布,遍布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硌得人皮肉都痛,颜色又难看。小孩的衣服,基本还能用紧俏的布票来解决。当然,一件衣服是老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老二穿小了老三再接着穿,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人,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对于美和时尚的追求不会消失。即便若干年后来看,当初的追求是何等低下,不足挂齿,但这与我们今天或明天的追求除了内容不同之外,本质是相同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照张像,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今天仍难到很多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去租件婚纱,那时,我们只能去借衣服。
照相师傅骑着脚踏车,脖子上挂着相机,挨村挨庄地来照相来了。他不用吆喝,叮铃叮铃地按响龙头上的铃铛,村子里立刻像炸了窝。男女老少都放下手中的活,端着饭碗的抱着小孩子的,端着烟斗抽旱烟的都围过来。当他将撑脚支起,那史后轮不知怎么滴滴地慢转起来,那锃亮的钢丝钢圈转出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亮光。他的一本旧书里夹着前村后庄、张三李四的像片,“真像!真像!”人们嘴里发出一连串的惊叹。
村里人开始照相了,每一次都是照相的人少,看照相的人多。为了不错过看照相,有人碗里的饭吃完了,拿着空饭碗围在那里,有人抱着己睡着了的小孩挤在人群里。照相的人沉浸在欣喜之中,看照相的乐趣也从中找到了乐趣。“笑点,笑点。”照相师傅这么说,围观的心情和腔调比谁都急,“靠拢点,头抬点……”一付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样子。照像的人在镜头前,头也不是,脚也不是,手也不知放哪里了。“搂上!搂上!”特别是那些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在乡亲们的众目睽暌之下靠在一起,本来就脸红得发烫,越是不好意思,越是有人与他们过意不去:哪壶不开提哪壶。照出的照片,有的笑眯了眼,,有的照相馆了个歪脖子,有的照了个低头认错的样子。
父母为在部队当兵的儿子照相,新婚夫妻补照一张结婚照,年事己高的老人照相备作百年之后的遗像。将照好的相片夹在玻璃像框中,挂在主席像及对联的两边,这个位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民间物品所能够达到的最高位置。客人一进门就能看到,肯定要他仔细欣赏、羡慕良久。“水英今天又照了像!”那语气象是今天说谁买了本田奥迪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相框的大小和多少,相片的多少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
然而相片的背后却不简单,既然相片有如此重要不的意义,照相的人当然渴望衣着得体的出现在相片中。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又作为长孙,自然充分享受了近水楼台的先得衣的优势。而只比我大一点的小姑却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要想照相的话,小姑得去借件衣服。
艳姑有一件红灯芯绒上衣,是她在市汽运公司吃商品粮的父亲给买的。艳姑自己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穿几天,平时都是洗好晒干之后深藏在箱底。虽然鲜艳的红色在黑白的照片上只表现为深黑色,但是这件村里最漂亮的衣服已经在乡亲们的心底劳劳扎根。每当照像师傅来到村庄,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要去借这件“公共上衣”。小姑穿上艳姑这件红灯芯绒上衣,像一件宽大的长袍。但长也有长的好处,这样就可以遮挡她裤腿上的补丁。艳姑没有更多的衣服供人选择,这件衣服便或长或短,或肥或瘦地出现在各家各户的相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