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县陶令纪念馆与五柳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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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令纪念馆位于彭泽县渊明湖公园内，是以展示和纪念任彭泽县令的陶渊明为主题的纪念馆。在展示陶渊明生平事迹时，多层面呈现陶渊明大济苍生、崇尚自然、鄙视权贵、安贫乐道的思想品质，同时兼有纪念彭泽的历史发展和展示彭蠡民俗民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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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365-427），东晋人，自唐以来受到人们的热烈关注。究其原因，一是陶渊明实在而又真淳的人生，一是陶渊明平淡而又真淳的诗歌。他在现实碰撞中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人生，给后人以巨大的人格力量。他的诗歌秉承《诗经》《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自成，淡中见厚、平中见深，无处不体现着一个“真”字。他的人生是他的诗歌的发源和依托，他的诗歌是他的人生的真实注解。透过陶渊明平平淡淡的诗，人们感悟到了陶渊明那实实在在的人生。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释儒家经典、注老子，道家思想风行。受其影响，东晋诗坛盛行玄言诗风，崇尚虚无，追求“善言名理”，认为“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严重脱离现实，艺术上枯燥寡味。起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是东晋末年的陶渊明。他清除了弥漫东晋诗坛的矫饰风气和空洞玄理，代之以充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给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创作出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等具有丰富现实内容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尤其是他开创的田园诗自成一体，更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当时，他并未引起人们的较大关注，只是把他作为“浔阳三隐”之一。到梁陈时期，锺嵘、萧统才给予他有限的重视。但自唐以后，陶渊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陶渊明的人格方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与渊明产生强烈共鸣的杜甫，“效陶潜体”的白居易，“转忆陶潜归去来”的高适，“慕陶”的苏轼，评论他“凛然正气”的辛弃疾，主张“诗人合一”的龚自珍，以及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等均受到他的积极影响。在他最后一次为官的彭泽，晋以后建立了五柳堂、五柳馆，清代创立了五柳书院，民国时又有五柳中学，八十年代有五柳文学社；彭泽县城有渊明路、渊明湖，这些都表明了彭泽人民对陶渊明的敬仰和怀念。
  
    陶渊明的艺术影响同样广泛、深远。历代“拟陶”“和陶”之风相沿不衰。仅以彭泽为例，明代有王应斗《归田录》、王演疇《醉陶和陶集》，清代有何兆祺《五柳乡集》、饶廷初《陶南集》等。唐宋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陶渊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陶渊明也同中国其他古代重要作家一样走向了世界。早在唐朝，《陶渊明集》就流传到日本。距今一千多年的高丽时期的朝鲜对陶渊明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上世纪初，他的诗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流传；五十年代，日本对陶渊明的研究高潮迭起。如今，不仅陶渊明的故乡——九江地区研陶方兴未艾，全国各地研陶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台港亦时有论文展现，其势不逊于红学研究。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

    总之，陶渊明以其真淳的人生和平淡、任真的诗赢得了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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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岁时，诗人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这年，诗人亲自参加了劳动，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田园，这是他最终归隐的序曲。之后，他又做过镇军、参军。因为家境贫困，“耕植不足以自给”，又做了彭泽令。（见《归去来兮辞序》。）在位八十余日，终于发出“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怒吼，解绶而归。他从此永远地告别了官场，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地走上了归隐之路。《归去来兮辞并序》就是他的“宣言书”：“于时风波未静……深愧平生之志。”他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彻底的反省，态度明朗、坚决。

    归隐第二年，他又写了《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一）诗人像一只挣脱樊笼重回大自然的归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无比舒畅心情。他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毅然决然地与黑暗、腐朽的社会决裂。他不再生活在痛苦、迷惘之中，他要在大自然中实现自我，完善人格，走洁身守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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