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一直享有“女神探”的美誉,2006年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是公安战线的先进典型。但近来随着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冤案被平反,昔日“女神探”顷刻倒掉。
这不是一个人职业声誉的倒掉,而是一名先进典型的全面倒掉。根据一段表彰词,聂海芬“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但一起刑讯逼供制造的冤案,已使“女神探”的形象千疮百孔。很多人在问:在她办的重特大案件中,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冤假错案?
老实说,像警察、法官这样的职业适不适合评先进,树典型,目前还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名警察或者法官办的案子是否百分之百准确,是很难定论的。我们以为是铁案,有朝一日真相意外暴露,百分之百的结论就被推翻了。这一点即从哲学上亦不难推出,因为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这使得树典型成为一项高风险、风险不可控的工作。
聂海芬的尴尬来自两方面:她的百分之百正确被证伪,对她的典型建构反过来成了对其能力与人格的嘲弄。我们至今可以查到央视2006年4月播出的报道《无懈可击——聂海芬》,而被用来证明聂海芬“神性”的,正是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冤案。聂海芬是“女神探”,我们要宣传她,也正是这种宣传,现在反过来打倒了她。
树典型,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设想典型的作用是“典型引路”。我们的确树起了一批先进典型,弘扬了正气。但必须承认,也有不少典型后来倒掉了,也或许从一开始就名不副实。比如某些腐败分子奖章奖状成堆,是“老先进”;所谓“百官共廉”之城,突然揪出亿元级贪官。
类似失败或有“考察不周”的原因,更根本的是典型有着某种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它往往过于完美。典型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他或她异于常人,我们第一的考虑是让典型感动公众,让麻木不仁者道德的血液沸腾,这种思路之下,有的典型报道便一味拔高,在真实性和理性方面却有失考察。
在神化聂海芬背后,其实是一种非理性,它盲信了人的神性,却低估了人性的弱点。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制度,过高地倚仗人性善,而对人性恶基本不设防。但在杭州市公安局,正是一位先进典型“主办”了冤案,让公众触目惊心。聂海芬“神探”形象的倒掉,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典型思维,社会诚然需要正面形象作为榜样,但这一切的基础是真实和理性,失去了这两点,典型带来的就会是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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