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嘎勒”是我的家乡话里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感叹词,这句话表情达意十分丰富,随着语调的变化,其意思也随着变化。大多数情况下,它表示感叹、惊讶、赞许、赞叹,有时候又表示惋惜、怜悯。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可以说是我们家乡话中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去年国际组织评价中国话中的“呼噜”为最优秀的词,我想“呀嘎勒”应该是我们家乡话中当之无愧的最优美的词句。
有些文化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的,方圆几十里,人口十几万,说着同样的方言,生活习俗相同,连长相都有几分相似,有时不用开口说话,单从相貌和穿戴上就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不知从何年何月始,这满口“呀嘎勒”的人,就生生不息地生活在这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外人渗入不了,哪怕是相隔一条田埂,哪怕是群居在一个村落,你是北调,他依然是南腔。“呀嘎勒”在彭泽县属上乡,大约不到五万人,人口在全县属少数,而地处湖口交界,土质贫瘠,生活多贫困。故而在改革开放前,完全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生活十分简朴,被下乡人(彭泽县城处长江下游)所瞧不起,加之县城所在地属下乡,所以下乡话就属城里话,上乡话即“呀嘎勒”话即属乡下话。我从小生活在乡下,且属“呀嘎勒”方言区。因此,每次去县城都有一种语言上的障碍,生怕一开口,人家就小瞧你,把你看成乡下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县城里人把我们这些说“呀嘎勒”话的人,不称你叫某某乡、某某镇的人,而是直呼“呀嘎勒”。所以“呀嘎勒”在我少年时代被看成是一种蔑称,是乡下人的代名词,同时还是“小气鬼”的代名词。所以从小就有一种要发愤图强,远走他乡,离开故土,成为城里人的念想。真是上苍有眼,不负有心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真的分配在县城当上了人民教师。要知道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大学生在小县城还是凤毛麟角,因此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在县城工作,在一些公众场合也常常学说着城里话,俨然自己也是一个城里人了。而乡音难改,在他人听来,我仍然是一个地道的“呀嘎勒”。再后来我改行到了县委工作,再后来我担任了乡党委书记,县城建局长。而此时的我并不以自己的家乡话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以自己的家乡话而倍感自豪。同时我还惊讶的发现,人们投来的并非鄙夷的眼神,而是赞许的眼光。因为在城里人看来,我们这群“呀嘎勒”很勤奋,很好学,很上进。而当时彭泽的政坛上一些重要岗位和部门的一把手,几乎全是“呀嘎勒”。当时彭泽县人们有一种不实传谣,认为谁要想提拔重用,谁就得学会说“呀嘎勒”的话,“呀嘎勒”的话成为彭泽的广东话。真是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人们鄙视、嘲笑“呀嘎勒”,而如今人们又敬佩“呀嘎勒”,与“呀嘎勒”套近乎。这与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何其相似。你有资本,有能耐,就有人与之交往,与之讨好。否则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语言的魅力真是非常之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言。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有人说中国的方块字有魔力,我想家乡的方言也同样有魔力。它能勾魂摄魄,它能让你牵肠挂肚。我认识一位领导,他也是“呀嘎勒”人,八十年代中期我与他同在省委党校学习,有次全体师生大会,还有省领导参加,他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讲普通话,纯正的家乡话,在我听来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特别有感染力,赢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这位领导时至今日仍然是满口的“呀嘎勒”,由此我想“呀嘎勒”的话与普通话极其接近,至少能让外人听得懂。不象广东话,也不象闽南话,即使慢慢地说,你也一句听不懂。
有两次很特别的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语言的特殊魅力。有次从南京回九江,与爱人及岳父岳母一起乘大巴,一上车我们几个就叽里呱啦地用“呀嘎勒”方言交谈一路的感受。坐在我后排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十分友善地帮我们提这提那。坐稳后,车子出发了,这位青年人也打开了话夹,原来他也是一位“呀嘎勒”。一路谈来,感到特别亲切,临下车还互留电话,后来还真的常常联系,并且还相互帮过不少的忙。还有一次相反的经历让我哭笑不得。我有位同乡同学,典型的“呀嘎勒”人,我刚来九江工作不久,一次在街上偶然碰了面,十几年没见过面,我感到很亲切,互相打招呼。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不说家乡话,而改用纯正的九江话与我打招呼,顿时身上好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后来与同乡聊起此事,简直成了一则笑话。但回过头来细想想,二十年前,我不也十分渴望着能讲一口流利的县城话吗?这其实是自卑的外泄,是没有底气的表现。事实也是如此。你看那些从台湾返回故土的老兵,五六十年,还是一口地道的家乡话,可见时间永远磨灭不了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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