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中国搞义卖不要脸，你怎么看

djwu

近日，驻穗各国领事馆义卖以帮助中国残疾儿童，共筹善款33万。但竟有人利用外国领事不会识别中国假币的特点，用5千假币购买义卖品。当人们指责使用假币者丢了中国人的脸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却在微博评论称“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 真不要脸的是那些搞义卖的！”

　　贺铿这番话已遭到群起驳斥，但这番话体现的思维方式仍值得深究——

　　“不要脸”说的表面错误

　　错误一：“中国政府和残联投入多，不缺这33万块钱”实情：中国残疾人人均每年享有中央财政和残联资金16块5

　　贺铿说“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还说“中国残联毎年筹集多少銭，中国政府毎年救助残疾人多少銭，大家可以去问问残联”。那我们就不妨“问问残联”——根据残联数据，“十一五”期间（2006-2010）中央财政为残疾人事业投入57．1亿元，同期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筹集11.17亿元财物，而2006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达8300万，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可享受到16.5元。这点钱对于残疾人不过是杯水车薪，可见中国残疾人虽有政府和残联的资助，但仍亟需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各界捐助。

　　错误二：“那33万块钱本身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钱”实情：义卖是卖者（外国人）和买者（中国人）共同做捐助

　　贺铿说“那33万块钱本身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钱”，“外国人想有善举可以，请回自己国内筹款，回自己国内义卖，这是尽流入，真善举”。

　　这样说是对义卖的误解。义卖的流程是这样：比如一个人拿出一件物品义卖，售价100元，而另一个人若放到平时，不会买或者不会以100元的价格买，这时候为了做义举就以100元的价格买了。所以卖者和买者对善举的达成都有付出——前者付出了物品，后者付出了高价，二者都是捐助者。无论外国人是在中国做义卖还是在国外做义卖，其作为捐助者之一的事实是不变的。

　　贺铿还说“33万不过是美领事一两月的薪水，大张旗鼓义卖……是慈善吗？”。这也是对慈善的误解。慈善是指人们超出义务的付出，是否构成慈善关键看是否“超义务”，与人们自身的经济实力无关。

　　错误三：“人穷志不短”实情：不幸者接受捐助无关“志气”

　　贺铿还提到“人穷志不短”，言下之意是拿了外国人的捐助就是“志短”。然而只有两种接受捐助与“志气”有关：一种是因好吃懒做致贫者接受捐助，比如有的人不去工作却等着领救济；另一种是接受带有羞辱性附带条件的捐助，比如吃“嗟来之食”。而残疾人的“穷”是由于不幸的命运造成的，此次义卖捐助也没有明含或暗含任何附加条件，所以这是一次完全无关“志气”的慈善。

　　“不要脸”说的实质错误

　　“主权”意识：这里的“主权”，既不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不是指“一国人相对别国人有对本国事务做主的权利”，而是指“官员替老百姓做主的权力”。中国人中有这种“主权”意识的不在少数。比如央视体育评论员韩乔生就曾说“卡扎菲是个昏庸的暴君，长期压制民众……可再怎么折腾都是人家里自己的事儿，关你大老美屁事？”，在韩乔生看来，利比亚民众的生或死别国都管不着，而卡扎菲却可以“关起门来打孩子”，这种“替利比亚老百姓决定生死的权力”是绝不能被干涉的。

　　实际上贺铿所言“不愿意某些外国人糟蹋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可以解决”、“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归根结底还是源自脑中那“关外国人屁事”的思维。这种思维的核心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我统辖的老百姓生或死、好或赖，那是我的事，你“染指”不是对我的冒犯？这种“染指”对老百姓是负面的倒还好，如果竟然对老百姓是正面的，那岂不衬托出了我的无能？这冒犯就更严重了，尤其让我生气。

　　所以情急之下贺铿就骂出了“不要脸”。

　　敌对意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现在说这话的人少了，但脑子里有这种思维的人还不少。用贺铿在这次事件中的一句话描述就是“敌无善可言！”。

　　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把外国人的一次义卖视为“其心必异”，所以贺铿的说法遭到了几乎一致的批驳。但在目前的中国，“你拿了国外基金会的钱”还是一种严重的指控。实际上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为首的国外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影响难以估量，早期的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和发展的，如今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农村小额信贷”等扶贫项目就是福特基金会赞助的。据《中国慈善家》杂志去年刊文介绍，福特基金会近23年对中国累计捐助善款已达2亿5千万美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恩重如山”的慈善机构，却被一些人指为“XX的幕后大老板”、“中情局在中国的黑手”。

　　这些错误也许源于“狼奶”喝得太多

　　贺铿因为此番言论被骂得很惨，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位像网友说得那样不堪的官员。2009年12月，贺铿在参加央视《面对面》节目时，直言“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之一政府炒地……我们的地王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形成？地都是国有的，都是政府管的，这不是政府炒地是什么？”。如此严厉批评土地政策的高级别官员，贺铿还是唯一一个。

　　贺铿还是一位“快意恩仇”的微博博主。他近一个月发表了482条微博，非常活跃，而且言语率直，不端着不拿着，甚至与网友对骂。有时候他还表现得像个“公知”——

　　“深圳、阜阳这些情况说明房产正在成为贪官的脏物。同时也影射出：1、贪腐已肆无忌惮，因为房产不好隐藏；2、推行房产税难度大，因为贪官反对。 ”

　　“工作作风早应该改了。说假话，做表面文章，讲排场似乎已成为时尚，群众能没有意见吗？我希望认真贯彻这八项规定，违反者应就地免职！”

　　“（反腐满意度调查）74%以上人满意，实在是难以置信。”

　　“只有巿场才真正知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靠发改委调，靠人调不会调成功。”

　　贺铿还谈到微博敏感词的问题，甚至不避讳谈与自己身份有关的话题——“有人谈到我是人民代表他（她）没投票选。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也认为选举办法要改革。”

　　当然贺铿今年已经70岁，这是个“退休回家抱孙子”的年龄，官员在这种年龄容易“放炮”也是普遍现象，然而即便把这层因素算进去，贺铿也不失为一位敢言、直言的官员。他不至于为了替政府辩解而指责这次义卖，他的指责应该是“真情流露”。

　　贺铿生于1942年，整个受教育阶段都在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教育和宣传正是强调“主权”意识、敌对意识，接受这种教育和影响被戏称为“喝狼奶”。贺铿自称“务过农，做过工，经历过反右倾和文革运动。在大学任教30年，也在美国呆过两年。官位不高，也快18年了”（实际上贺铿还是文革前正牌的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生），然而这样“高端”的履历，仍旧没有磨灭他思维深处的错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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