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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演讲。
主持人:谢谢贾导。我们现在请出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
杨东平:首先像贾樟柯表示敬意,我是他忠实的粉丝。同时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上没有忘记讨论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更大的发言权,今天中国教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大家知道国家正在制定面向未来和20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至今为止还没有亮相,可能最近会向公众征求意见,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较而言,经济界尽管是教育最大的用户,但对教育的发展帮助非常有限。
对于面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新的教育要有新的提法,我们仍然就事论事的话,可能再过三十年,我们还是在原地徘徊。第二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推进实质性教育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体制变革也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模式、清晰教育理想为前提,今天教育的问题,我今天认为,首先是全社会和教育界远远没有形成对理想教育的共识,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没有共识。另外体制改革也缺乏重视。
第二个问题,说今天的中国教育处在新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非常了背景,中国教育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前些年的及其短缺、贫困的状态,政府越来越有钱,教育越来越有钱,学龄儿童大幅度下降,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好的教育。但是新的理想是什么,没有共识,很多人还是认为就是上重点学校,上清华、北大,如果这就是理想,就没有什么新的追求。
我想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有三个基本对立物,教育的拨乱反正有三个需要改造和抵制的对象。第一个是教育遗留的科学文化传统,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价值观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的文化背景。但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对这都是被批判的,首先是被五四的文化所批判地。毛泽东是主要文化的批判者,所以对这套成就的教育传统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到1976年停止了,随着文革之后,对文革教育的、对高考的恢复,全民族的教育热情重新转化为强大动力,中国教育重新纳入了一个考试之上、分数之上的无人之境。如果还不抵制这种批判,中国的文化改革无从谈起。
第二需要改造的对象,就是50年代以后形成的计划模式,是以高度集权,以培养工具性人才,培养标准线的人才为主要构成。第三是再教育自身的问题,过去我们学科中心价值观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哲学的脉络是非常的清晰,第三个阶段到工业革命之后是学科重心,20世纪初,宏观改变了教育学的困境,把教育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包括健康,公民权利和义务,包括有效的利用闲暇时间,包括家庭成员,包括道德的发展,包括职业训练,加上必要的知识和掌握。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学校和世界上大多数学校不一样,今天我们主张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是需要我们补课,否则仍然是考试至上,分数之上的唯一目标。
具体而言,面向未来的教育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要点,首先是更新50年代一整套的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话是50年代为纲合,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们希望培养出合格公民作为未来得新的目标,把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作为培养的目标。同样我们希望把人的全面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价值,来取代我们过去沿用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并不是不好的口号,因为它太高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终极理想。
此外还要清偿价值,我们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学校教育仍然是清偿价值,面向少数优秀学生的,面向少数可以升学的学生的,大多数是自生自灭。我们今天还沿用这样的教育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还有实行生活教育,核心价值就是主张打通社会和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和家庭的联系,为改善生活而教育。我们未来提升教育的真正的基础,还要重新塑造一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基础。回到正本清源,回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回到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以及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上,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的成长为本,更不是以政绩为本、以考试为本等等。我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东平先生,老朋友了,问个八卦问题,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一点?
杨东平:可能还是中国教育有希望。
主持人:为什么?
杨东平:我想整个外部环境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另外公众对教育改革巨大的压力已经把教育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希望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把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改革教育的动力。当然教育是一个政治文化市场的子系统,所以可能有一些文化价值的转变仅仅通过教育自身手段不行,需要通过全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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