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知识区别何在？

庐山雅趣

总觉得现代的教育，只教知识，没教文化。许多人满腹经纶，却没有多少文化！有知识，有学历，有文凭者多于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而有文化，有思想，有观点的又有多少。
我觉得这与教育体制有关

！讲知识：指辨识事物的能力！如课本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等，
不要说普通人，大员们又有多少文化。这也许是我的视力太差，只有0.5的目光。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吃鱼肝油，外加猪肝肉。以增加视力。
但我还没发现多少大员：讲话有文化，有思想，有观点。
讲官话，套话，时髦话大有人在。讲有思想的，有观点的，廖若晨星。
我想文化：两种文化，一是传统文化。二是现代文化。而具有现化文化的较传统文化的要多。
现代文化，指来自欧美等西方国的
一，        科技文化
二，        政治文化
三，        商业文化
而传统文化呢：如何修身，齐家吧。这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如何前面最得要的是加二个字“正确”也就是如何，“如何正确做人”

我曾与许多朋友讨论过此类问题。我的观点与朋友有异：
如。我觉得对子女，首先，注意：这是前提。要端正他学习状态，正常读书就是了。这次去新星学校看浩浩浩，我只关心他的思想观点，文化观点
与老师交谈。见老师二十四小时陪同
我认为小孩子要活跃一点，要进行体育运动：问老师，早晨有没有运动。老师答，没有。我当即说，那要运动啊。老师讲，下午运动啊。我笑着，那好。要活泼一点。
我很喜欢浩浩，每次开玩笑，问一一个题目，都要求他有五种回答，这样是开阔他的眼界啊，
今天下下大雪，最冷的天，带他登双峰尖，最热的天上乌泥冲，暑假带他去武夷山，和龙虎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成绩问题，我很少问。我是那么想，
“这孩子一看头圆枕骨宽。后脑突出来，脑细胞多啊，很聪明的，为什么九岁能读五年纪，而且还是前几名。我们只要端正了他学习态度，能正常的读书学习就行。
为什么到新星学校去呢。
孩子在家一天到晚玩电脑也不是路子。九点不起床，饭端上去冷了也不吃。
这都是思想问题，文化观念问题，并不是识别问题，也不是X+Y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人生观啊。
比喻上次上龙虎山。浩浩累了，热了。不愿走了。
我就启发他。最热的天你都上了乌泥冲，最冷的天都上了双峰尖。怕什么，冲啊。！
在上双峰尖的时候。浩浩曾问。
大爸，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好冷啊
对啊，一个人都没有，你上去，那就是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勇敢与坚强啊。张飞说过。”我死都不怕，还怕冷“！
所以我对孩子一直都关心他的思想，和观点
再讲反面的话。一个重庆的研究生，在都市上班。爹爹着一身老家的衣服来到重庆。她究对别人说。”这不是我的爸爸。“
有没有这件事，大家可以上网查查。
我的孩子有次在杭州，曾吃了三千元的大餐，被我痛骂一顿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不能忘本，虽然是别人请客，也不能吃那么好，不要老实讲腐败，，克勤克俭永远不能丢！
七扯八扯，扯多了。这只是个人的一些观点。
我想那位发个题目，来讨论一下。文化与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另。上述观点是我的感觉，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丢丢砖头没事，但不要吐口水。

独一味

文化是一种涵养一种意境，是历史的印记文明的延伸。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现象的载录，回忆，延缓和发扬的过程。

无欲无求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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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雅趣

                                                   发表于《名人传记》2011/7
在辛亥革命元老当中，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是人生经历最富有传奇性、个性也最强烈的人之一。作为“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身兼两个显赫称号——“民国先驱”与“学界泰斗”，名副其实。其为人，从章门弟子鲁迅对他的回忆就可见一斑：“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始终不屈不挠，“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这样称颂他：“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确实，章太炎不仅学问大，更有骨气。其个性倔强，耿介无忌，特立独行，不但体现于他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威武不屈；对于朋友同志，他也总是不肯丝毫含糊，不为乡愿，务求和而不同。
从章太炎的平日交游之中，就很可以发现他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由是之故，始于交好，终于反目，在章氏的交往史上可谓家常便饭：鼓吹造反、为革命坐牢，余杭家祠开全族会议将他开除出族；剪辫断发、矢志排满，在拜访老师俞樾时被痛骂出门，结果发表《谢本师》一文，断了“出入八年，相得也”的师生之谊；始以师事严复，颇为契合，最后以学术分歧而责以严词，互相敌对；从投身于变法图存，与康有为惺惺相惜，引以为同志，到对康梁均极为反感，胜于冰炭，甚至与康门弟子发生肢体冲突；由初投张之洞幕下颇得器重，到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其中，他与孙中山先生交往中的恩恩怨怨，更是复杂多端，充满纠葛与反复，也最能显示其为人，因此值得细细道来。

迟到的订交  短暂的蜜月

历史上诸多是非，当初起源总不过是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这里也不例外。
1897年春，上海时务报馆，章太炎看到一则来自路透社的电讯。这是他最早知道关于孙中山的消息。电讯中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变政党人”（即革命党），是一个医生，被诱骗监禁于清廷伦敦使馆，后因英国方面抗议，得以获释。章太炎阅后，马上询问梁启超，方知孙中山“蓄志倾覆满政府”，“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他不由得“心甚壮之”。
至于他和孙中山真正相识，则晚在两年多以后。
1899年6月，为躲避清廷通缉，章太炎流亡台湾。稍后梁启超邀请他到日本，并将他介绍与孙中山相识。此次孙章两人在横滨梁启超居处相见，虽然章太炎表示出他对孙中山革命见解和善于经画的赞赏，孙中山也推重章太炎关于今后建都的设想（章主张谋中国本部则定都武昌，谋周围藩服则西安，谋整个大洲则伊犁），但萍水相逢，匆匆一面，还远不能说两人达到了真正的相知。孙中山甚至还给章太炎留下了不小的负面印象，章在后来给朋友汪康年的信中说孙中山：“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直到一年过后，章太炎才将孙中山引以为同志。
那是1900年8月，章太炎在上海愤然剪去长辫，身着西装，傲然行于马路，以示与清王朝公开决裂。在对保皇者心存藐视的同时，章太炎自觉与己志同道合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去年结识的孙中山，当是最为杰出的同志。于是去信一封，开头即称孙中山“先生天人也”，信中大谈革命排满之志，表达去年会晤匆匆之遗憾。随信寄呈的还有他两篇在当时持言甚是激烈的新作《拒满蒙人入会状》与《解辫发说》，他请孙中山在革命派创办的报章上发表。
孙中山在海外接信后兴奋异常，当即指示香港《中国旬报》全文发表章太炎寄来的信及文章。他本人还以报馆的名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后记，其中称赞章太炎发表的言论，为“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两人虽天各一方，不睹其面，然而互相引以为神交之态，跃然于纸上。
然而，他们的正式“订交”，却还要等到一年半后章太炎再次流日。
1902年2月，章太炎因在东吴大学宣传革命，又遭清廷追捕，于是第二次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好旅居横滨，章太炎由东京往横滨，专程去拜会他。两人相谈甚欢。而在此后数月当中，孙中山每十天从横滨来东京与章太炎相会，章太炎亦多次由东京去横滨，共同就与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革命胜利开国后的典章制度乃至建都问题，都在讨论之列。据章太炎记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启发了章太炎对经济变革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甚至根据孙中山的主张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而经章太炎等的介绍，孙中山也与留日学生开始接触，互相了解，并得以在日后展开合作。这段时间，孙章之间虽也有不少意见的争论，但总体而言，则是相知相交，公私之谊均为甚笃。这一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本日明崇祯皇帝自缢242年）举行“支那亡国纪念会”后，孙中山约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到横滨永乐楼公宴，席上孙中山倡言全体与会者“各敬章先生一杯”，章太炎一口气喝酒七十余杯，由此可见他们“订交”之后各方关系的融洽。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拥护，更使回国后的他在次年为白浪滔天庵《孙逸仙》一书中文版写作序诗时，用赤帝子比喻孙中山，以形容其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
孙章关系真正进入蜜月期始自1906年7月。当时章太炎因“苏报案”服刑期满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章太炎遂踏上第三次流亡日本之路。到了东京，章太炎受到热情接待。7月15日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讲出著名的妙论：“……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稍后孙中山自南洋返回日本，两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又都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备感振奋。这段时间两人天天见面，商讨革命方略。其后由孙中山主盟，孙毓筠介绍，章太炎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多时，同盟会又聘他主持机关刊物《民报》。接手《民报》后的章太炎，与改良派战，与投机分子战，与立宪党人战，文字锐利，针锋相对，“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后又得汪精卫、胡汉民辅佐，于是几管毛笔，横扫天下，与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互为呼应，配合默契。他们个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也达到了短暂的顶点。
但接下来不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为他们的友谊蒙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反目成仇 各有失态

导致章孙两人友谊出现裂痕，终于发展到反目成仇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07年上半年。
是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当时，东京证券商玲木五郎资助孙中山一万元，另外，日本外务省亦秘密交付他八千元。孙中山急于将这笔钱带往南洋，筹划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所以，在临行前，他以一千元举行告别宴会，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余款尽数带走。因《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认为孙中山所给款额太少，不堪支出，同时，又因日本方面告以秘密赠款一事，他便一方面对孙中山的革命道德产生了疑忌，一方面则要求他将铃木所赠一万元全部留下。孙中山未能满足他这个要求，章太炎不免怒火中烧。同盟会员中一些人趁机从中挑唆，他竟头脑一热，意气用事，对真相未作深入了解，便气愤地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将它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中还说出这样的话：“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5、6月间，传来消息，孙中山指挥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章太炎又和张继一起，甚至作出要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的提议。事态经黄兴等人调解，虽然得以暂时平息，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之后运械事件接踵而至，双方的误会更深。
运械事件发生在当年9月。孙中山为发动两广钦、廉起义，委托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购买枪械，运往广东。章太炎、宋教仁等得知这批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于是忙电告香港《中国日报》陈说此事，建议停止另购。与此同时，这批枪械也是辗转不利，先在广东未能卸下，再转往香港时又被港英当局勒令随船立即返日，待折回日本，终为日本警察当局全部扣留。事实上，这件事一是因为日本的阴谋，清廷也已从其它方面获得情报；孙中山却不解实情，认为全是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因此愤恨不已，内心种下芥蒂。他们的隔阂便由此日益加深。
双方正式决裂却是在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之后。先有《民报》被禁时附加罚款，日方声言逾期未交，章太炎就要被罚去做苦工。此事同盟会未予救援，最后反而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章太炎、鲁迅等人均对这件事感到“很大愤懑”。再有章太炎拟将《民报》迁往美国等处，于是急函孙中山，要求予以经费上的资助。此时，孙中山正为安置起义失败逃亡的义民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章太炎却误以为他是有意迁延，竟至于大动肝火，自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孙中山对章太炎往日在《民报》上时常发表章自己大感兴趣的哲学、宗教（尤其是佛学）文章，本有不满；嗣后，他派汪精卫来东京，背着章太炎秘密恢复了《民报》。此事为章太炎知悉后，他认为孙中山欺人太甚，自己则受到了莫大侮辱。双方关系遂正式宣告破裂。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一文，指汪精卫所复之刊为伪刊，文中对孙中山人格亦颇多中伤。他责骂孙中山“本一少年无赖”，精于揽权自重之术，“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又有卖国卖友之行，总之，“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可谓诛心之论。香港《中国日报》等代表孙中山方的意见，则揪住1907年冬，对革命一度失望的章太炎想去印度做和尚，曾向清廷要人谈判路费等事，诋毁其为革命党之罪人，满洲之鹰犬，朝廷之侦探，“晚节不终”。双方前后作如是之意气争斗不止，甚至于翻老帐，造事端，互泼脏水，均有不少失态之举。其实，孙中山固然不是如章太炎所描绘的猥琐状，章太炎也从未想过叛变的事。对于这些争论中的言过其实之处，双方到后来都是有所反省修正的。
与此同时，双方在组织上也划清了界限。孙中山将许多地方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章太炎则与陶成章等从同盟会分裂出来，重建光复会。由此，双方各自阵营，泾渭分明，以示彻底之决裂。

坦然复交 阴影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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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最终身陷囹圄，为袁软禁达三年之久。此前此后，政治局面的恶化使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又获得了改善的机会。孙中山一方称章太炎为“革命先觉，民国伟人”，“鼓吹革命，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又说他是“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章太炎也表示愿意在大是大非面前且放弃细节上的争论：“共和党（章太炎曾任理事）与同盟会虽时有小嫌，百年宜思大义。”他们此时的私谊，从孙中山为章太炎做媒，介绍上海神州女学校长汤国梨，并与黄兴等各界名流2000余人盛装出席婚礼，也可窥见一二。
二次革命以来，到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章孙看法虽不尽一致，但主要意见是相通的，政治上也以协同为主，他们的私人关系亦相当友好。尤其是1917年，反对段祺瑞协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辫帅张勋复辟，两人常一道发出通电，均力主拥护共和，共讨竖逆。张勋复辟如鸟兽散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乃以护法为旗帜，在广州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则在军政府中担任秘书长，他前后往返香港、广州、昆明等地，为孙中山说服西南等地军阀参加护法军。可惜终究未果。反而经历诸般反复之后，章太炎心也冷了，于是有峨眉山受戒，自称不复与闻世事之举动。
不容回避的是，在孙章两人交往的最后阶段，纵使时局常常使他们有必要站在同一阵营中奋斗，但是，两人在一些重要议题的看法上，仍是总有重大分歧的。比如章太炎的属意黎元洪；又比如章太炎大逆孙中山之意赞同“联省自治”，甚至于攻击孙中山“广东元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最大的矛盾在于章太炎坚决不同意孙中山晚年按列宁主义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早在辛亥初年，章就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意见），反对“联俄联共”。于是乃有1924年冬，冯自由诸人的齐聚章太炎家，公推由章撰稿并领衔，发《护党救国公函》与国民党“一大”对抗；次年2月，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唱对台戏。

君子之交  和而不同

不管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过去有多少失和与不快的记忆，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毕竟是坦荡荡的君子之交。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决不肯随便折节屈就之人格，不但属于难能可贵，而且比之那些甘若醴酪的小人之交，反显出他们才是真正相知的诤友。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孙章之间的友谊确实有不少可以挑剔之处，但无疑，他们才是真正践行了这种交往之道的诤友和益友。这一点，从孙中山去世之后，章太炎对他的不断推崇与维护之中，更能看出。
早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经沪，章太炎即特往探视。知孙中山在京病重，章太炎即手疏医方（章颇精于医道），托人带往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章太炎立即来到上海孙宅，商议治丧事宜。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的他，主张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宜先由孙中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到正式政府成立，再举行国葬，此举主要是防备段祺瑞政府乘机下令国葬。他在为孙中山去世发表的谈话中，盛赞“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坚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他也希望“大家竟先生未竟之功，努力救国”，由此，“则追悼先生始有价值也”。
他在为孙中山写的挽联中，虽然借用三国和屈原、楚怀王典故，委婉地表达出自己对孙中山行动和选择的保留态度：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但斯人已逝，留给他更多的回忆却是孙中山对于革命的功绩和奉献的品格。在1926年撰写的《民国五豪赞》中，他将孙中山放在“五豪”首位，虽然对其颇有微辞，但主要还是从大节上肯定“香山先觉，激扬民主”，“屡跌复振，逢天之佑”。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迎回孙中山灵榇，举行奉安大典时，他又特撰一联，联中仍是以极其恭敬的语气赞颂孙中山的一生：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尤其值得一记的是，中山陵竣工，要竖墓志铭，当时大家考虑再三，认为惟有与孙中山有多年交谊，且是国学大家的章太炎能够胜任。章太炎自己亦认为：“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作墓志。”他当仁不让，挥笔写下了一篇典雅古朴、凝重练达的《祭孙公文》。可惜的是，当时出任中山陵建筑总监的是蒋介石，而章太炎对蒋所作所为时有指斥，惹得蒋对章早就有所不满；且蒋本人也有自为墓志之心，以取得政治资本：所以，便拒绝使用章氏所撰墓志铭。结果，中山陵虽然建成，碑亭虽然也在，但却没有墓志铭，最后不得已，只有将“天下为公”四字刻于亭中代替。章太炎对此耿耿于怀，引以为终生之憾事，曾愤然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总之，回顾历史，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庐山雅趣

原文地址：张洛阳 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三个伟人孙中山和梁启超 蒋经国作者：云青若烟雨
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里伟人可谓是扎堆出现，犹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清，而且，这个“伟人”还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比如，朝鲜金日成把伟人的称号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金正日，古巴卡斯特罗把伟人的称号传给了他的弟弟劳尔。这让人很恍惚啊，怎么伟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有人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我想说，拥有太多伟人的民族更是一个不幸的民族。

还有的伟人喜欢在前面加定语：什么伟大的导师，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类，乱七八糟的，字还都挺多的，据说，念起来要一口气念完，中间不能停顿，否则的话就是对伟人不尊重，就是反革命，无数的人就是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命呜呼。最可笑的是，这些国家还喜欢自称“共和国”，有的恨不得让世界知道自己是最民主的国家，还非要加上“人民”和“民主”二字，搞的不仅伟人前的定语很长，连国名都很长，长也就算了，不靠谱的是，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不符其实，也和他们的定语一样。

“伟人”这个词来自于《三国志》这本书，是为了捧一些做过大事的人，当然肯定也不是做过大事的人都可以称之为伟人的，比如说，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事干的挺大的，但是绝不能称之为伟人，最多称之为“枭雄”。按照词条解释，“伟人”必是做了一些超出常人能力的事情来，而且必须有影响，这种影响必须是积极的，有益的，是促使社会进步的。

从这上面来看，在中国近代史上，能够称之为伟人的，只有三个人：梁启超、孙中山、蒋经国。尤其是蒋经国先生，对于这个伟人的称号，受之无愧。


首先说梁启超，许多人印象中，梁启超最多算个文人，怎么能算伟人呢？其实，只能怪梁先生的《少年中国说》太有名气了，让大家一直觉得他文人的成分多一些，当然这也有当局的故意忽视。其实，梁先生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家”，创办过报纸，组织过政党，搞过“政变”，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写了《新民说》、《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立宪法议》、《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国权与民权》等等一系列的启蒙之说，其地位，堪比法国之卢梭、伏尔泰。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和自己的师傅领导一场“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

关于，民主和自由，在现在看来，不算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即使天朝仍对它们视为洪水猛兽，但是，面子上，天朝也不敢赤裸裸的否定它们，相反，还要拿它们当幌子，给自己遮遮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千年了，一直都是皇帝说着算，这国家和百姓都是皇帝的，这人生下来就是奴才的命，突然，有一天，有人对大家说，国家是属于老百姓的，皇帝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神授，来自历史的选择，而是来自老百姓，而我们则是国家的主人，你猜大家是什么反应？

当然不是鼓掌欢迎啦，绝对是一片谩骂之声。这人当奴才当久了，你让他起来，他不光和你急，还张牙舞爪的来揍你。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梁启超他们的处境。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总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如果，当一个人或者说一群人明知道要做的事情会失败，会被砍头，却为了国家的前途而甘愿去冒险，这种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仰吗？而且，他们是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还政于民。

这场政变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多数人还未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但是，这场运动却犹如暴风雨般大范围的开启了中国的启蒙变革之路，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苏醒，积极传播西方的先进文明，挽救中国这个日益衰败饱受凌辱的国家。13年后，表面看似强大的清政府却在不经意间，注定犹如多骨诺米牌一样，迅速垮台。中国由此开始了新生。

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带头做，才有希望成功。说起梁启超，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康有为。可以说，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甚至比梁启超还要略高，时称“康圣人”。但是，我们说过，“伟人”的定义必须是促使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这位康圣人，不仅参与了袁世凯的复辟，充当舆论工具，还参与了“张勋复辟”，可谓晚节不保，只好将他剔除伟人的行列。


其次，孙中山先生。如果说梁先生是改良派，那孙先生则绝对是革命派。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前进，可以说，辛亥革命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力，并且革命形势能够迅速稳固下来，不光有革命党人的功劳，改良派在其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许多人喜欢称孙中山为“孙大炮”，揶揄他只会说空话，是个空想家，但是，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那可不是吹不来的，靠的是九死一生换回来的。

其实，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两个人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担忧，并且，提出自己的理念并进行理论实验，而且，这种理念都超出了中国所处的时代，促使了中国的不断进步。但是，由于理念不同，两个人做过朋友也做过对手。这两个人能在相同的时代遇到，可谓生逢其时，给中国队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我们课本的近代史往往成为“党史”，多少英雄豪杰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孙中山为人所知的就是“三民主义”，这也是国民党的执政理念。何为“三民”，简单说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当然“三民主义”的内容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变化而形成的。比如，刚开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即汉族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汉族，满族就是外国，虽然，后来的“民族主义”改为了民族大融合，但是，依然给日本人提供了借口，让他们毫不掩饰的主张“满洲”独立。

孙中山先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可以这样说，其实他是一个欠缺领导力的理论家。往往不顾实际的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论，但是，孙中山先生依然难掩他的人格魅力，也许，是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难免，他也会干出一些“大跃进”之类的事情来。不过，孙先生也不是没有机会，毕竟他当过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如果他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也不会为了南北统一而心甘情愿的让出大总统的宝座来，那可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位子啊。

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孙中山先生足以让我敬仰。更不用说，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和主持下，亚洲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拥有了第一部“宪法”，公民的权利第一次被书写在神圣的法律上，其中清清楚楚的写道：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此国家在不属于皇帝，我们再也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这才是真正的划时代，中国从此真正的跨进了近代化！在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唯有表示对孙中山先生表示深深的崇敬！

小可爱

宏达家电

庐山雅趣 发表于 2011-9-20 10:07
总觉得现代的教育，只教知识，没教文化。许多人满腹经纶，却没有多少文化！有知识，有学历，有文凭者多于过 ...

    个人觉得该丢的文化还是要丢。中国的道德教育也很缺失，思想品德课道德课都是当作副课。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很失败，读那么多的书 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不多。中国读书方式还是那种死记硬背，缺少创新缺少实践。
    中国的科技永远比发达国家慢一步，中国就是一个偷学他人科技成果的国家。  试问进入社会的大学生，你们还记得三角函数公式吗？记得牛顿定律吗？可能也就记得小学的加减乘除和汉字 【可能说的有点过】。  进了工作岗位 ，忘了20 多年寒窗苦读学习的东西，可悲的教育,无知的教育。

庐山雅趣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很失败，读那么多的书 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不多
这话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