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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的凯莱酒店建成于1990年,是当时最早一批涉外四星级酒店,也是京城地标性建筑。2010年5月,才满20岁的凯莱酒店以“酒店现有规划与建筑结构存在“硬伤”、酒店设施严重老化”为由宣布将停业拆除,之后原地重建五星级的“国际化商务高端酒店”。而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的凯莱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饰和布置。(本图源自2013-03-19长城网)
记者在全国一些城市调研获悉,“建筑短命”正成为城市“通病”,现在不少城市拆除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建筑,而当下规划失当、品位低劣的建筑又成为未来拆除对象。大拆大建不仅耗费大量资源能源,造成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城市文化延续,广为诟病。城市规划专家建议,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增强城市规划权威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打造“百年建筑”和高品位城市。(2013-10-11 新华网)
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机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但据官媒报道,中国是世界上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就在这片造楼热土上,“短命建筑”层出不穷,平均寿命只能维持25至30年。拆四星盖五星,未完工又推平,上演着一场场非正常“死亡”。在此,笔者信手拈来几例,便可从中窥见一斑。
投资2.5亿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仅使用18年即被拆除;耗资4000万的重庆渝西会展中心仅使用5年就被炸成一堆废墟;曾是亚洲跨度最大的拱体建筑,被称为“沈阳最好玩的地方”,只有15岁的沈阳夏宫却被炸成一堆瓦砾;建成仅4年的武汉外滩花园小区因被定性为“违反国家防洪法规”而被强制爆破;为“拉直”城市景观中轴线,主体结构高58.5米的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商住楼在正常建设16层时却胎死腹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痛心,发人深省。由此不禁令人为之纳闷:一些为政者不是动辄大讲特讲“国际接轨”吗?每年又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员,大把大把地花着纳税人的血汗钱“西游”、“东进”、“南上”、“北下”“考察”“取经”?为何没有将英国、法国、美国等等国家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百年上下的真经学到手,尽学些败家子、穷折腾这些祸国殃民的邪门武功?
对此,国内一些学者将“短命建筑”归纳了“质量问题”、“规划调整”、“追求政绩”、“暴利驱使”等多个原因。然而,透过中国式大拆大建背后,最为关键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受到“短视政绩”指挥棒的影响使然。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联手开发商等群体,成了这些群体的“铁哥儿们”和“保护伞”,无非就是依靠城建牟取房地产建设暴利,从而拉升虚高的GDP创造所谓的“政绩”。
正因为一些政府官员受到“以GDP论英雄”指挥棒的导向和影响,因此规划朝令夕改的短视现象极为普遍,无论是拆还是建,都是“全靠领导一句话”。其中不少城市,换个领导,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市长一个规划”,就要挖空心思通过大拆大建,换个新花样等“大手笔”故能玄虚,彰显“政绩”,成为“短命建筑”的主要推手。
由此,又令公众不得不这样质问:在依法治国、民主监督渐成民心所向和社会主流的今天,为何遏制不住“一任市长一个规划”而发生的大拆大建现象的发生?愚以为,除了对官员进行的“短视政绩”考核指挥棒存在严重缺陷和漏洞之外,就是目前城市城建规划一直处于法治真空状态,一方面没有对“短命建筑”依法追究刑责的刚性法规和案例,一方面没有建立起让公众参与决策的监督约束机制,导致一些官员为所欲为。
综上所述,人们也就不难发现,造成当今中国频现“短命建筑”的根源,还是决定官员升迁沉浮的“短视政绩”指挥棒所为,假若不从铲除“短视政绩”这个根本上的魔障着手,“短命建筑”就永无休止之日。当然,铲除 “短视政绩”魔障,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些官员的“圣明”和“自觉”,必须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刚性法治约束和惩处机制,让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成为执政者的行为习惯和社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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