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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李公朴、闻一多，在党教育下的中国人，不禁会回想起历史书上的所谓“李闻惨案”：描述说：“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战士，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最后被秘密杀害。”刘永欣的揭秘文章则通过大量资料，揭示了当年为阻止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而策划杀害闻一多和李公朴。之后，美国政客在亲共学者费正清等的压力下，真的停止了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阴谋的得逞为其最终占领整个大陆扫清道路。
一九四六年，共以它在八年消极抗日中所急遽膨胀的地盘和军队为本钱，依仗苏俄、斯大林的援助、在国内利用左倾文人的助阵，全面抢夺国民党控制区，有计划、全方位颠覆地国民政府。而当时的美国，对蒋介石在吃尽了共苦头后采取的不符和西方民主标准的对策，十分反感，寄望于能有国、共之外的民主政团有效参政，组成联合政府。早在一九四一年，著名文人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创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时,民盟已超过国共两党,登上了“中国第一党”的宝座，成为平衡国、共的重要势力。在民盟中，很多真心追求民主的人，被毛的民主口号所蒙蔽，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共卧底混入。这一点，从民盟在搞学河蟹潮中，不反共河蟹产、只反老蒋的立场，便可见端倪。
当时华盛顿的主要取向始终是援蒋，并准备向国民政府提供包括五亿美元贷款的第二轮援助。此时，身在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哈佛大学左翼教授费正清，特地会见了当时的共外围文人郭沫若，并告之，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对共不利。如果不能证明蒋介石实行独裁，就无法阻止这一援助计划。
数日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民盟昆明负责人、反蒋激进人士李公朴教授遭到暗杀。四天后，另一位民盟昆明负责人闻一多教授，主持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檄文“最后的演讲”。随之，闻一多教授也令人震惊的遭到暗杀，死在家门口数步之远。
李、闻二人均为留美学者，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改观》，把整个事件诠释为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指责国民政府违反了自由河蟹民主精神。他把蒋介石勾勒成冷血独裁者，并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不久，美国便停止了对华贷款谈判，同时，数个合作项目，如延续租借法案、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培训海军等，也不了了之。到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如梦方醒，恢复了援助，然而国民党政府早已逆势难转。
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到底遭谁暗杀的呢？案情有太的多版本。
一个版本是共曾经一直宣传的版本，笼统地称国民党特务是暗杀凶手，但其证据自相矛盾，叙述更是杂乱无章。
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述：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到学院坡，就听见后面轻轻“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而一九八零年第十辑《株洲文史》中却叙述：一九五八年落网的凶手谢继舫供称：李公朴看完电影出门时，谢的同伙张德明向空中呜了一枪，混乱中李公朴了走进左边的胡同，凶手对准他开了两枪……
闻一多之子闻立鹤在《爸爸遇难纪详》中写道，“……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但在一九五五年的《北京日报》采访中，闻立鹤又说，枪枝是“美制无声手枪……由于装上了消音器，只是普、普作响，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
从二人行，到独自在电影院门外被杀；从“枪声大作”到“美式无声手枪”，如此截然不同的情节，似乎绝非记忆的差错，更像是根据政治需要的弹性变通。
另一个版本是，行凶者是两个下级宪兵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他们当时属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编制。此版本似乎为多数人所接收，认为国民政府与暗杀无关。另外，沉醉在《军统内幕》中记载：当时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暗杀事件，命令立即调查。
再一个版本，也是最为扑朔迷离的版本，推测李公朴、闻一多死于共之手。
一九六五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该处的职能就是针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战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综上所述，李、闻暗杀案让国民政府成了最大的输家，不但失去了美国的援助，而且让不少民盟成员投入了共的怀抱。而共则一口咬定蒋介石杀人，利用民盟和青年学生的盲目冲动，最终搞垮了国民党。可怜又可悲的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盟创始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前后，惨死于共手下，而他们大右派的帽子至今还戴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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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6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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